幼兒園如何應對“生源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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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管2023年秋招季尚未真正到來，但一場生源爭奪戰已經開始

　　隨著新生兒數量的滑坡，曾經的“一園難求”變為“一孩難求”。

　　圖/視覺中國

　　文|《財經》記者 金貽龍 周縵卿

　　編輯|朱

　　謝青（化名）很焦慮。再過幾個月，兩個大班的近50個孩子就要畢業了，可是2023年春季，只招到不足20個新生，“先不說（秋季）能不能招到更多，保住現狀都已經很難了”。謝青是武漢一所民辦幼兒園（下稱“Y幼兒園”）的園長，她感到生源危機日益逼近。

　　實際上，從2021年開始，Y幼兒園的生源數量就出現了明顯下滑。謝青預計，2023年秋季招生情況可能會更糟。“我們總共學位數是210個左右，如果今年9月在園幼兒能達到120人，那就相當理想了。”

　　教育部近期公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全國學前教育在園幼兒數量為4627.55萬人，較前一年減少177.66萬人，這已是連續第二年出現下滑。相應地，全國共有幼兒園28.92萬所，較前一年減少約5600所，2008年以來幼兒園數量首次出現負增長。

　　過去多年，很多家庭都飽受入園難的煩惱。但隨著新生兒數量的滑坡，曾經的“一園難求”變為“一孩難求”，像謝青一樣的從業者不得不思考前路。為優化學前教育資源配置，各地也出臺了“托幼一體化”支持政策，辦托班成為各幼兒園探索的一個方向。

　　眼下，盡管2023年秋招季尚未真正到來，但一場生源爭奪戰已經開始。

　　生源暗戰

　　謝青在學前教育領域干了16年，其間曾在一所普惠性民辦園當過園長，見證過“一園難求”的景象。但如今，“招生荒”的跡象逐漸顯現，她察覺到，身邊很多幼兒園都在提前搶生源，2023年尤其如此。

　　在謝青的印象里，至少在五年前，還不太需要提前招生。她回憶，“那個時候，我們5月才把當年秋季招生信息公布出去，到7月就能確定大概80%的報名人數，入學前一周，基本可以達到滿員或接近滿員的狀態。”然而到了2023年，很多幼兒園將秋招時間線往前推，“有的園3月就已經開始了。”

　　不同于民辦園擁有更大靈活度，公辦園一直嚴卡招生對象年齡，一般要求3歲-6歲，且只進行秋招，而最近一兩年，一些公辦園也開始在春季接收插班生。幼教圈的人或許都注意到了2023年2月的一條網絡熱搜：“（駐漢）央企幼兒園20多年來首次對外招生”不再硬性規定家長必須為本單位職工，這種氛圍也加劇了其他幼兒園的緊張感。

　　為了競爭生源，謝青費了不少心思。她更多利用短視頻平臺宣傳推廣，并輔之地推和游園活動。有趣的是，今年春季招到的新生中，有60%來自在園生家長的推薦。

　　謝青目前所在的Y幼兒園主打“小班制”，每班班額控制在20人左右，在園幼兒數接近140人。謝青判斷，一般來說，秋招難度大于春招，考慮到還有約三分一的在園幼兒即將畢業，同時在生育率走低的背景下，適齡入學幼兒減少，她預計今年無法維持進出生源的平衡。

　　事實上，中國開始實施“全面二孩”政策的2016年，新生兒數量曾迎來一波反彈，但很快，生育堆積效應釋放殆盡。統計顯示，2017年-2021年的五年間，全國出生人口數平均每年都以100多萬的數量減少，直到2022年出現人口負增長。

　　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唐一鵬2023年1月發表在《教育經濟評論》期刊上的一篇論文指出，在園幼兒規模拐點已于2021年出現，考慮到新增人口的逐年減少，樂觀估計到2035年，5歲人口可能僅有922萬。

　　在園幼兒規模拐點出現的2021年，多家媒體援引北京市朝陽區入園登記報名服務平臺的數據稱，截至當年的8月11日距離秋季開學只剩半個多月之際，朝陽區仍有136所幼兒園學位尚有富余，一些幼兒園還剩上百個學位。這當中，既有每月收費過萬的民辦園，也有價格相對低廉的公辦園。

　　類似的現象也出現在縣城。小滿在湖南省耒陽市一所民辦園工作了近三年，她記得，自己剛入職那一年，園里一共有240多名幼兒，但是目前只剩下210名左右。這所幼兒園最多能容納300名幼兒，現在有幾個教室因閑置而落灰。

　　耒陽是湖南省城區面積最大、城區人口最多的縣級市，但在《財經》記者接觸的多位當地家長眼中，騎電動車半個小時左右基本可以穿城，所以他們在擇園時的考慮也很簡單，“離家近就好”。

　　2018年以前，耒陽僅有一所公辦園。近年來，當地政府下大力氣擴容公辦園。耒陽市政府網站發布的一篇文章稱，2020年，耒陽市通過新改擴建、回收治理、盤活改制等手段新增公辦幼兒園學位9864個。

　　與此同時，和全國的趨勢一致，耒陽的在園幼兒總數也在下滑。據《耒陽市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截至2022年底，全市在園幼兒3.7萬人。而2019年的統計公報顯示，全市在園幼兒4.6萬人。也就是說，三年間減少了8000多名在園幼兒。

　　小滿對這些宏觀數據沒有概念，她只知道，自己所帶的30多名幼兒中，有三分之二都是一孩，家長多為90后年輕人，生育二孩或三孩的意愿并不高。這一特點也決定了幼兒園的招生策略：當幼兒資源本身變得稀缺，穩定現有生源就顯得至關重要。

　　此前，小滿所在的幼兒園招生方式還比較傳統，主要是派老師到小區門口或人流量大的廣場擺攤發傳單，用釣魚游戲等方式吸引小朋友和家長，但效果甚微。眼看今年秋招季就要到了，這所在當地收費相對較高的幼兒園換了一種打法，“現在交500元定金，秋季開學交全款時，定金可以抵1000元學費”。小滿介紹，小班每學期的學費為5000元左右，相當于每月1000元出頭。

　　據了解，在耒陽，多數民辦園每學期收費在3360元-4680元之間。因為差距不大，很難說學費優惠是否會對家長們形成吸引力。不過從小滿所在幼兒園過往的招生經驗來看，熟人推薦是獲得生源的重要渠道。

　　“我孩子在那里上，還不錯，下一個家長便會聞訊前來。”小滿覺得，這是縣城很多家長的擇園心理，所以現在，她們盡可能多開展活動，讓小朋友上臺表演，邀請那些潛在家長到園里參觀和試課。

　　當然，激烈的招生競爭背后也有著不為外界所知的一面。南方某省會城市一所民辦幼兒園老師向《財經》記者透露，該園以樂高等素質課程為特色，但是最近三年從未招滿過，為了迎合家長對孩子學業的期待，平時也私底下開設小學英語課程。

　　這種超前教育行為是被明令禁止的，但上述老師坦言，“家長有這個需求，大家都懂，只不過大家不說破而已。”看上去，這是幼兒園“招不滿”困境下的無奈之舉。

　　平衡需求與供給

　　從表面上看，部分幼兒園招不滿是因為供給大于需求，但真正要溯源，還需要審視人口結構變動下學前教育資源的規劃與配置。

　　“全面二孩”政策后，為應對可能出現的“嬰兒潮”，各地掀起了新一輪的幼兒園建設高峰。根據《財經》記者的梳理，從2015年到2021年，全國幼兒園數量從22.4萬所增加至29.48萬所，年增長量均超過1萬所。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教育部等部門共同印發的《關于實施第三期學前教育行動計劃的意見》（2017-2020年）首次提出了普惠園覆蓋率的指標到2020年，公辦幼兒園和普惠性民辦幼兒園在總量中的占比要達到80%左右。

　　“普惠園”概念最早出自國務院2010年發布的《關于當前發展學前教育的若干意見》中，這類幼兒園的基本特點是面向大眾、收費較低。有業內人士的理解為“要讓大多數家庭的孩子都有機會享受優質的教育資源，并且買得起單”。

　　北京市朝陽區泛美幼兒園招生園長常暖暖發現，“一開始大家還在衡量（要不要轉為普惠園），到了2018年左右，很多收費較低的小型民辦園都開始‘轉普’”。她對《財經》記者說，在望京一帶，現在已經很難再找到每月收費3000元-4000元的營利性民辦園。

　　根據生活服務平臺望京網2020年5月的一篇文章統計，望京街道共有18所幼兒園，其中14所為普惠園，每月保育教育費均在600元-900元，剩下的4所營利園中，有3所每月保育教育費均達到7000元以上。

　　除了平抑收費，學前教育資源還發生了結構性變化。來自教育部的數據顯示，2021年全國普惠性幼兒園在園幼兒占比達到87.8%。要知道，2016年這個比例只有67.3%。

　　這似乎是一件共贏的事。然而，隨著幼兒園的增加、生源的減少，部分園所開始陷入“招生難”的困境。

　　為了止損，有的舉辦者正在著手轉讓。近期，《財經》記者在58同城網站就看到過不少轉讓小區配套普惠性幼兒園的帖子，經紀人在描述亮點時，有一條是這么說的：“規劃班級12（個）；現有班級5（個）”，可見其利用率并不算高。

　　“現在幼兒園不好做了。”說這話的是楊曦（化名），她也是轉讓大軍中的一員，原本在武漢與人合伙經營著四所普惠性民辦園。

　　“我們已經轉手了兩所，現在只打算留一所。”2023年4月的一天，楊曦對《財經》記者說。讓她困惑的是，當地政府仍在大力擴大公辦園規模，“有的區光一年就增加了近十所公辦園”。

　　2021年，教育部等九部門印發的《“十四五”學前教育發展提升行動計劃》提出新的目標，到2025年，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達到85%以上，公辦園在園幼兒占比達到50%以上。這份行動計劃同時提出“達到90%以上”的全國學前三年毛入園率。

　　從地方的“十四五”學前教育規劃來看，天津提出全市學前三年毛入園率達到93%以上；廣東將新增33萬個以上公辦園學位，新建、改擴建2500所公辦園；河南部署至少三分之一的縣區通過學前教育普及普惠國家認定。

　　“很多地方的幼兒園還存在著大規模、大班額、師幼比不合理的現象，新改擴建公辦園等舉措，是嵌入人口與教育新發展格局中地方政府及園所的階段性反應。”南京師范大學學前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海英向《財經》記者解釋。

　　除了整體的生源收縮，人口的地域差異和流動也在影響幼兒園的招生。

　　廣東省東莞市水霖教育集團（下稱“水霖教育”）旗下有九所幼兒園，其中七所為普惠性民辦園，大多位于東莞市塘廈鎮，這一地理位置決定其生源主要為外來人員子女。該集團學前教育事業部總經理游英發現，疫情引發的經濟增長放緩，使得就業市場遇冷，很多人無奈返鄉，這也導致一部分生源流失。

　　“總體上，我們的小班在園人數是大班的三分之一，相當于才兩年時間就收縮了2倍-3倍。等現在的中班、大班生一畢業，我估計生源至少會折半。”游英說。據她的走訪了解，附近幾個鎮街的幼兒園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

　　王海英強調，應當構建學齡前人口預警系統，研判資源未來配置需求，提高資源配置的韌性，化解人口發展可能帶來的資源配置風險。比如，根據不同區域、不同人群特性，通過隨機調查和定期普查收集相關人口分布情況。此外，各地政府還應當考慮各區的供給能力和區位稟賦，設立各自的“學前教育資源承載力”警戒線。

　　全國工商聯民辦教育出資者商會監事長馬學雷認為，目前需要普惠資源的幼兒依然較多，公辦園和普惠性民辦園加在一起才能滿足，但需要警惕的是，今后可能會出現過剩現象。

　　馬學雷做過一項估算，按照教育部近期公布的2022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基本情況，學前教育在園幼兒總數為4627.55萬人，其中，公辦園和普惠性民辦園的在園幼兒4144.05萬人，民辦園在園幼兒2126.78萬人。通過以上數據可知，2022年，公辦學位、民辦普惠學位已分別達到2500.77萬個和1643.28萬個。假設全國能在2025年實現“十四五”規劃的學前教育90%毛入學率和85%的普惠率，那么，在2020年-2022年間出生的3218萬人口中，對普惠學位的需求量將是2461萬個。

　　也就是說，現存的公辦學位不僅能夠實現普惠需求的全覆蓋，甚至還會空置出39萬個。

　　“所以，公辦園不要再盲目擴大建設規模了。”馬學雷呼吁道。

　　“幼無所托”之下的多元化探索

　　行業環境的變化逼著幼兒園想辦法自救。

　　Y幼兒園坐落在一個養老型別墅小區里，僅室內面積就有4000平方米，最多的時候開設了15個活動功能室，因為招不滿，目前只使用了8個，教室也還有富余。謝青說，她打算騰出一些空間辦托班。

　　從去年開始，謝青就萌發了辦托班的想法。當時，她接觸到一個早教培訓機構，對方正面臨著生存問題，“我們出資幫了一把，后來覺得這個事是可行的，現在上級部門也是建議可以考慮去辦托班，相當于‘小小班’‘園中園’”。現在，Y幼兒園已經組建了一支十人左右的早教團隊，等托育證辦下來，檢查合格之后，應該就可以招收2歲-3歲的幼兒了。

　　和附近的幾所小區配套幼兒園定位“平民化”不同，Y幼兒園的目標客戶是擁有較強經濟實力的人群，謝青覺得，這群人更有可能生育二孩或三孩，并支撐起較高的托育費用，“所以我們應該是有市場的”。在采訪中，多所民辦幼兒園都表達了辦托班的想法，這是它們應對學位空置和生存壓力的共同選擇。

　　政策也在回應社會托育需求。早在2019年5月，國務院發布的《關于促進三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就指出，“鼓勵支持有條件的幼兒園開設托班，招收2至3歲的幼兒。”

　　但從過去幾年的落地情況來看，首要問題仍然是生源不穩定。小滿所在的幼兒園之前就辦過兩年托班，有十多個幼兒報名，照看時間與幼兒園的上下學時間同步，“托班照顧起來很費勁，要換紙尿褲、沖奶粉”。小滿感慨。可即使老師們付出了更多精力，仍然無法阻擋該托班在去年9月關停的命運，原因也很簡單招收的幼兒已不足十個，達不到開班要求。

　　對于這一點，托育服務機構EarlyBird愛彼寶聯合創始人兼副總裁辛靜深有體會。她對《財經》記者稱：“在過去，孩子到了3歲，是家長主動送幼兒園，那時候孩子也多，幼兒園的招生只需要做好接待。但是托育就不一樣了，要做的工作更加細碎，前期需要不斷開拓市場、做活動，給家長們宣貫早期教育的重要性，等他們感受到這一點之后，才能逐漸實現轉化。”

　　即便現在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區域影響力，EarlyBird愛彼寶的很多客戶仍需要“養”較長時間。“從第一次接觸到最終付款，大概需要1個-3個月。”辛靜說。

　　同時需要注意的是，2歲-3歲幼兒的成長特點與3歲-6歲幼兒存在差異，如果幼兒園將服務向下延伸，或許還需要作出更多改變。辛靜指出，這里的“下延”不僅涉及改造班級、增加護理設施，還包括課程研發、師資培訓等多個方面。

　　在EarlyBird愛彼寶創立的六年間，辛靜觀察到，家長們的需求點也在發生變化：一開始，他們比較關注園所的硬件設施，希望孩子從家庭平穩過渡到集體中，現在則更加注重軟性氛圍，比如師生之間的互動，希望孩子得到更專業的照料和教育，從而解放自己和老人。

　　然而目前，托位供給還存在較大缺口。有調查顯示，中國三成以上的嬰幼兒家庭有旺盛的托育需求，但現有托育機構入托率僅為6%左右，而經合組織國家的入托率平均值在33%左右。

　　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已將“托位數”納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指標之一。按照規劃，到2025年，實現每千人口擁有3歲以下嬰幼兒托位數達到4.5個。國家衛健委此前披露的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底，中國每千人擁有3歲以下嬰幼兒托位數為2.03個。

　　面對人口結構的變化，一種應對辦法是充分挖掘幼兒園現有學位潛力。唐一鵬在前述論文中指出，2021年全國共有公辦園12.8萬所，假設2021年-2035年期間舉辦托班的公辦園比例每年增加5%，允許每年富余的民辦學位約有25%轉化為托位，根據相關預測結果，幼兒園有能力把每千人托位數提高到2025年的4.9個。

　　一個好的信號是，2023年3月27日，北京市政府印發《托育服務體系建設三年行動方案（2023年-2025年）》（下稱“方案”），其中提出，通過幼兒園開設托班、社區辦園點轉型等方式新增普惠托位不少于3萬個；通過建設社區托育點、單位托育點和現有營利性托育機構轉普惠機構等方式新增普惠托位不少于3.2萬個。

　　年初，辛靜的團隊正式接手了一個大約300平方米的社區辦園點。“這個面積對于幼兒園來說是很小，但用來辦托育點就很合適，因為托育機構的班型更小，對師幼配比要求更高，我們基本上是以每十平方米一個孩子來布置的。”辛靜說，現在幼兒園已經是紅海市場了，推動社區辦園點轉普惠托育機構其實是提高托位數的有效思路。

　　在補齊社區托育服務短板方面，上述北京市的方案明確，在符合規劃前提下，鼓勵以適當方式將老舊小區中的國有閑置房屋和設施改造用于發展托育服務。這項工作由各區牽頭，市規劃自然資源委等相關部門依法依規給予支持。

　　在中國，學教育往往和城市的公共建設綁定在一起，多地都曾明確，新建小區須配建普惠性幼兒園，并鼓勵開發商提供租金減免等優惠。然而，由于托育服務和學前教育屬于不同的管理體系，這項政策并未向托育機構覆蓋。

　　按照辛靜的說法，很多托育機構都是采取商業用地的模式，租金會占到運營成本的20%-30%。因為運營成本過高，其中一些機構未能撐過三年疫情就倒閉了。在拓店的過程中，辛靜也感覺到，“很難找到合適的場地，”而這正是托育行業不得不直面的問題。

　　辛靜希望政府能夠把國有閑置房屋的改造項目自上而下地推下去，同時，新建小區也應該留出一定的空間專門用于提供托育服務。在她看來，如果公共政策在規劃時就進行這方面的傾斜，未來解決托位缺口將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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